《琥珀》与《恋爱的犀牛》命运不同，那时已打拼多年的廖一梅孟京辉让《琥珀》诞生得堪称完美，因此在香港艺术节首演后一炮打响。和《恋爱的犀牛》一样，《琥珀》也已成为神话，它已由原班人马连续演了三年，而且还会继续演下去。今年，《琥珀》更成为首部进入国家大剧院的先锋剧作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后，廖一梅和孟京辉把前卫变成经典，也把他们自己从边缘带入了主流。

廖一梅从不回避她的愤青本色，但这个在《琥珀》里高喊出　“大众审美就是臭狗屎”的执拗的悲观主义者，却把《琥珀》原来冷酷的结尾改出了温情脉脉的希望——爱人苏醒，相依相伴，“因为你，我害怕死去”——因为她怀孕了。

“儿子带来的结尾改变是一种自然的感觉，我知道这结尾可能跟　《琥珀》不是特别合适，但我当时就想这样，我希望对生命有信心，需要温暖感。”

成为母亲的廖一梅写了儿童剧《魔山》，送给当时刚一岁的儿子做礼物。但除了这个，她没觉得自己有多大改变，还是过去那个因为写作得了颈椎病的任性的女人。

“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期望它是一个游戏，但它不是，对我来说，它还是很重要的，它是我生活的一个出口，因为它我得以平衡，如果不写作也许我会陷入疯狂。”

小说《悲观主义的花朵》

近日，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廖一梅的两部重要剧作《琥珀恋爱的犀牛》以及其小说《悲观主义的花朵》。《琥珀》在香港艺术节首演，历经７个城市巡回演出，并作为2005年新加坡艺术节的开幕剧目，已经上演三年，是经典的先锋话剧。《恋爱的犀牛》更是被翻译成多国语言，被视为年青一代的爱情圣经。而小说《悲伤主义的花朵》为再版，该小说初版时被评为年度最好的小说，再版恢复了当年被删节段落的原貌，保留了其完整的艺术性。导演兼丈夫的孟京辉为这本小说亲手绘制了插图。

对话廖一梅

艺术不是服务性行业

竞报：你认为当年《恋爱的犀牛》火起来的原因是什么？

廖一梅：它属于确定无疑的年轻状态，一点都不带含糊的激情和坚持，使得每个正在年轻和曾经年轻过的人产生了共鸣。我在平和起来之前，把自己的青春完整固定在舞台上。

竞报：你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考虑观众的趣味？

廖一梅：不会。我认为如果试图去想观众喜欢什么你给他什么，一定不会赢得他的尊敬，你想取悦一个人得到的一定是轻蔑。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，你首先要有自己的尊严，这个尊严就是认真地对待作品，以你真实的态度，而不是更低或更高的态度，呈现你的想象力。讨好他人属于服务性行业，我觉得艺术不是服务性行业。电视剧无疑是大众娱乐了，电影也走向大众娱乐了，戏剧依然有可能保持它的这种艺术特性，以寓言的方式来描绘生活，在小众的范围内争取更大的观众，我为这个现实感到庆幸。

竞报：作为先锋戏剧，是否曾有人说看不懂你的作品？

廖一梅：有人说看不懂，我说那是他们的问题，我没责任让他们都懂。我不会为了让他懂降低我们的水准。话剧不担负老少皆宜的责任。

作品是事实建造的迷宫

竞报：一般说来，悲观主义者似乎倾向于不要孩子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做妈妈？

廖一梅：因为我觉得人要勇敢，你必然要跟世界发生冲突，必得采取一种态度，我选择的态度就是勇敢。孩子是人生重要的一部分，如果你出于恐惧，出于不安全感，拒绝去接受，实际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示。我是不接受软弱的态度的，我觉得人类从远古世世代代得以繁衍，有些东西没有孩子你是体会不到的。所以我愿意冒这个险，也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。

竞报：你的丈夫会成为你作品的男主角吗？你的生活和你的作品之间有怎样的联系？

廖一梅：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跟他的生活直接相关，都来源于他的生活感受，是感受、观点，而不是事实。作品是由事实建造的迷宫，所有的作品都是。

每个编剧都曾被拖欠稿费

竞报：今年的编剧纠纷很多，美国有编剧罢工，中国有维权大会，作为编剧的你对此怎么看？

廖一梅：在中国，任何一个编剧，不分年纪、知名度，都会碰到被拖欠稿费的事情。为了拿稿酬到剧组坐到夜里，每个人都有过，你不知道他们会出于什么心理该付的钱不付。应该建立一个健康的体制——专门的代理机构、专门的合同——来维护大家的利益。诉苦是没有意义的，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。

竞报：作家石康号称《奋斗2》要拿到千万元的稿酬，你觉得呢？

廖一梅：他和我是老朋友了。我对数字没有概念，而他读过MBA，由他为编剧代劳，很好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需要见很多不想见的人，说很多不想说的话，很辛苦，应该获得支持。他拿得越多，对这个行业越好，让大家知道智力是应该，也是可以拿到更多的钱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