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日报记者：把康熙置于宏阔的国际背景之下，主要的用意是什么？

　　阎崇年：康熙那个时代变了，世界已经连成一体。这本书的特点在于不仅有纵向比较，也有横向比较。不仅将康熙与汉武帝、唐太宗、忽必烈、成吉思汗等比较，还与俄国沙皇彼得大帝、法国君主路易十四比较。康熙时期，葡萄牙占据澳门，荷兰侵占台湾，清朝不是孤立的。所以，经过反复研究，我决定第一章讲时代，全球的时代。看他的成就哪些是国际条件提供的，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和遗留。在大的时代背景下，也就看得更清楚。后来道光皇帝的鸦片问题，其实已埋下了根源。

　　广州日报记者：将康熙看作一个成功的人，去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，对引导观众和读者有什么好处？

　　阎崇年：我在最后一讲讲了康熙的人生经验，不是治国的经验，而是个人人生的经验。将他拉到一个普通人的角度，知敬、知勤、知慎、知止、知学，如何治家、修身，以至平天下。他自己说：“圣人、贤人，与凡人、常人没什么区别，区别只在于两个字：‘志’和‘学’。圣人与贤人有志气有抱负，不是浑浑噩噩，胡吃闷睡，整天喝酒打麻将；又有超过常人的‘学’，也就是智慧和知识超过常人。人人可以成圣人，人人可以成贤人，看你是不是有‘志’有‘学’。”这的确是有些许励志作用的，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，包括小孩，甚至公务员、大学教授。

　　广州日报记者：您自己一直坚持用严肃的态度讲历史，这一次讲康熙，是否还是有美化的成分？

　　阎崇年：我自己觉得没有美化，而是如实地讲康熙，根据史实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好的说，坏的也说。当然我觉得重要的，就会多说几句。我对他的总结是“千年一帝”，我仔细算了，这最近一千年，还没有一个人超过他。谁能举出一个例子说，最近一千年有哪个皇帝超过他？那我就认输。

　　广州日报记者：我们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，您多年研究清史，觉得有什么是当代人可以从中借鉴的？

　　阎崇年：有，比如说康熙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贡献，我们今天也要吸取经验。他如何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如何对待他奶奶、父母、儿女，也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。他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，当然也有缺点，毕竟是人嘛。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治国安邦、国计民生的政策，对西学也有浓厚的造诣，但他实行海禁，也没有将个人对西学的爱好转化为一种国家政策。他的数学水平很高，但科举考试也没有数学。我在第25讲讲了他五个方面的缺陷，他61年的统治，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。

　　广州日报记者：您对戏说历史的文艺创作有什么看法？

　　阎崇年：历史只能正说，但演戏可以戏说。用电视剧、小说等文艺形式来讲历史故事，必然是戏说。这是两个概念，两个不同的行当。文艺创作就像诸葛亮借东风一样，要在七星坛上装模作样披发仗剑、踏罡步斗、施法术，那才好看。他们是文艺界的事情，我说的是历史学界的事情。当然由于此类戏说受众大、传播广，容易引起大家的误解。但也不需要太多的担忧，误解之后加以正解就好了。